赵 依：关于鲁迅文学精神在青年写作中的缺失 | 新批评

【作者简介】

ZHAOYi

赵依青年评论家；1989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鲁迅文学院教研部教师；现为《人民文学》杂志社编辑。

一份提纲：

关于鲁迅文学精神

在青年写作中的缺失

文/ 赵依

引 言

鲁迅文学精神在当代的延续呈现多元态势，尽管话语结构从结果的另一端总能找到鲁迅无法绕过的价值，相关话题的探讨却一直未能形成主潮与合力，其精神力量和思想难度在当代文学写作的实践过程中被各种力量不断稀释。正如鲁迅当年的苦难转换为话语里的深层内蕴，“90后”作家初登场便以亚文化方式输出的自发性写作延伸了作为文化体验的多维文学生活新样态，对现代性转变的积极介入聚焦自身现代生活的焦虑感和深层的精神困境：一方面，青年一代自有青年一代的无奈，而无奈之处正指向当下文学应着力解决的问题，也势必再一次将鲁迅文学精神明确化和深入化；另一方面，以“90后”作家为代表的当代青年对鲁迅文学精神的理解与想象并不局限于统一性的思想规范，在青年文学写作中把握和肯定鲁迅文学精神的哪些方面，与文学史全面认识鲁迅是两回事，因此我们需要确认青年眼中的鲁迅文学精神，才能辨别其写作中的缺失。

现象与探因

不可否认，包括“90后”作家在内的青年一代，文学教育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对鲁迅文学及其文学精神的接受。就文学教育而言，审美与启蒙的矛盾总难避免，尽管两者存在本原意义上的统一——超越性的精神体验和破除蒙昧的人性解放，两者均指向意义之获得——但经由实现途径的感性和理性差异，以及教育层面的改造性实践，当代青年内部实际凸显出观念性的分立。这种分立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学理念的缤纷，审美达于启蒙并由此发生了独立的、创造性的内涵转换，而与此同时，文学教育下的审美也异化出局部的蒙昧，启蒙窄化为一种具体的改造，由此产生了关键性的错位。

据《90后大学生阅读视野中的鲁迅——一次关于鲁迅接受状况的问卷调查》（程鸿彬，《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8期）显示，中学语文教材在鲁迅作品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多数中学生首次进入鲁迅的枢纽。目前图书市场上鲁迅作品选本也存在缺陷，影响着对鲁迅作品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尽管鲁迅作品在多数“90后”心中依然地位崇高，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却未系统地阅读鲁迅作品。受被调查者喜爱的鲁迅作品体裁依次是小说、杂文和散文，而鲁迅杂文与散文的受喜爱度之所以相差较大，应与文学教育对鲁迅散文和小说的重视有关，这种倾向构成了某种接受上的错位关系。这一错位也印证了当代青年对鲁迅文学精神的想象：我们能明确鲁迅人格气质在作品中的强烈投射，对鲁迅作品的最直接印象大致有批判性、深刻性和抗争性，关联词包括国民性、社会痼疾、世事人心等等，以及现实批判与艺术表现之间的相得益彰，而总体性的阅读缺席则必然导致有效性对话的缺席——鲁迅传统的科学理性被部分消解，原生态生命意志和精神价值出现了知识性的遮蔽，文化的脉息随之产生历史性的坍塌，我们试图延续鲁迅精神话语的同时又往往背离其内核，关于鲁迅的想象成为一种鲁迅精神的变异。

这种变异，或可谓当代青年与鲁迅之间敬而不明的距离感。我们谈论鲁迅文学精神与当代文学写作，我们究竟在与鲁迅传统的哪一部分对话？事实上，不同时代语境对鲁迅精神的理解和侧重存在明显差异，全面认识鲁迅不是哪个时代哪个时期所能完成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即便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经典评论作为先验的思想基准，我们仍然看到左翼文学评论家据毛泽东的评价割裂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动态演变，以及崇拜氛围和神圣精神下对鲁迅精神与个人生存状态的并置，还有对鲁迅正面形象的极力美化所造成的研究屏障等等。再有，鲁迅的理论倡导与文学创作曾被乡土文学、批判文学乃至私语化写作等共同承传，而胡风、冯雪峰、萧军等试图延续鲁迅传统的作家、评论家则在语境的切换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鲁迅的文学传统得以延续却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受解构思潮的颠覆——只有鲁迅才能对中国现代与当代的文化发展发生那么巨大的、持续性的影响，各种观念此起彼伏，相关理论层出不穷，被奉上神坛和引为知己的鲁迅及其精神，是否需要质的规定性？鲁迅文学精神在当代中国对青年一代的写作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鲁迅文学精神一开始就是近现代和具备现代性的，这同鲁迅本人的敏锐性和现代人感觉相一致，并不存在文化心态内部的矛盾，我们据此也可以称鲁迅是与时代错位的人。从这一点出发，鲁迅与当代青年无疑又是亲近的。文学对时代的回应在鲁迅那里是涵养神思、影响人心，尖刻、讽刺与诙谐勾连起个性化的坦诚，这也是文学回应时代的基础与目的，群体的变化依靠个人内心的自觉来反映，这不仅指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也存在指向内心的必要。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欣喜于青年作家作品中所呈现的那些攸关人的内心、心理和精神领域的焦虑，相当一部分的“90后”作家通过个性与灵魂的实质性问题叙写社会、文化与时代，作品里扎实呈现的情绪和生活氛围，故事人物、写作技法的气质气场构成了内心、文学与时代的相洽，即便是青年写作中的颓败青年也如此鲜活，并且在话语缝隙中努力转向对有为青年形象的探索，这些灵动的风格化写作与鲁迅批判“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不谋而合。

鲁迅文学精神本来是一个集合型概念，当我们谈论对精神的承接，原则上还要从中国作家的精神、心灵去追问，而不是首要从文学形式、文学制度等去研究。对鲁迅文学精神的承接无疑是一个未完成、也永远不会完成的任务，这既是由于鲁迅精神的不可超越性，也源自生发此种不可超越性的恐惧与忧患的历史。因此，这种“缺失”永远说不完整，我们甚至将此“缺失”改造为一种宿命，成为作家从个性体验和精神心理回应时代的起点、方式、目的、影响与极限，写作试图从不可逾越的宿命中挣脱，并又实证着当代文学写作的激活。

青年期许与不完全对答

从鲁迅现代型的文化思想、性格特征以及小说、散文、杂文里对个人觉醒的一以贯之来看，若身处当代，鲁迅可能难以忍受自己被文化语境层累地演绎。于是，我们关于鲁迅精神话题的讨论便无法绕开对自由的确切性渴望和雄浑壮阔的精神之光，这同时也是当下文学应解决的问题之一。无论青年们阅读鲁迅作品的程度如何，也无论他们对鲁迅文学精神的理解是否全面，他们至少不惧怕缺漏，也不躲避崇高：对商业潮流下的大众文化热潮的困惑把他们一次次引向鲁迅，他们对鲁迅始终怀揣一种困惑中的企盼，无论是理想主义的呐喊还是人文精神对物化的警惕意识，青年们欲立己身，多元的文化个体和价值判断彰显着鲁迅精神不容忽视的当代意义。

“90后”作家及其同代人，与身俱来刻有新经济成果的物质印痕，却在有形的实体存在和无形的思想概念的双向收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复杂性、丰富性与矛盾性。当青年们试图寻找什么时，他们便自然而然成为鲁迅探索之途上的后来者，鲁迅从没为他们寻找到什么，但他作为一种长久的状态把青年的写作从某种僵硬的中心和文化程序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去诚恳地寻求生存的实在。我们当然也注意到，当下青年作家们的写作虽不缺乏直陈现实和历史以及重组个性化经验的意识与向度，也有以反讽的腔调明确旨趣者，但还多囿于自己的经验抒写而无法形成整体观，难以把握大变革的社会现实全局，精神力量和思想性相对薄弱，这对贯穿鲁迅作品的国民性批判和反封建精神无疑是缺失。但说到底，青年一代的写作尚未定型，内在的那个“我”正在实现着自我的发现、觉醒和重塑，这不单是文学的主题，也是现代人不可回避的人生话题。正如鲁迅先生《狂人日记》里那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人，人物的内心生活、幻想和梦呓都是现代意识对历史的重释和自我的省悟，时代与文学的默契正在青年们的写作中确实地形成并日趋稳固。青年作家们或许还未有既定的目标，却执着于对人性的寻找，他们对鲁迅文学精神的理解与想象也不局限于统一性的思想规范，因此笔者认为我们至少有必要倾听青年们对鲁迅文学精神的具体确认，这或许才是青年一代需要被灯塔照耀的所在——

你认为鲁迅文学精神是什么，或者说鲁迅文学精神对当下的青年写作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占黑：文学百年，鲁迅的身影从没有小过。谈得越多，有时越觉得离他远，历史的线头太远了，拉到我们这儿，稀稀薄薄的，最后也不知还剩几分。毕业之后，反倒有几个瞬间，算得上“近”。我开始讲课的第一个月，主题就是鲁迅。课前我打开旧书，发现扉页的角落里有来自小学六年级的提示，让我在即将以一种不够准确的个人方式来传达鲁迅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过去，打通现在的自己。原来读书认字至今，每一时段的我，经验中都有他的存在。另一桩事，是重读几年前写的小说，《吴赌的故事》讲一位常年蹭公交的话唠，爱赌博，许久不见，人们才晓得他死了，《地藏的故事》讲一位意外丧女又意外丧母（都是车祸），带外孙女过活的老太太。两个人物在我的生活中都有原型。适逢在讲鲁迅的课，对着读，总觉得这位吴赌多么具有孔乙己的神韵，地藏王过寿又多么像祝福的习俗。写作时从没想过要致敬或是模仿，然而这样的真人真事，竟有如此多的相通之处。不自觉的东西，往往是内化了的。再者，鲁迅的人物，本身充满着普世的概括性，这种特性甚至是不受历史拘束的。这时便感到一种很近的距离，置身其中的回望并不需要依托时间和辈分，和过去的对话竟是可以面对面进行的，以个人的经验方式，以平等的方式，以随时可能发生的方式，以无需耳提面命的方式，长期地、潜移默化地进行着。我一直在写的社区系列，都像是鲁镇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影子、一个分支，这些地域延续着、共享着同一个“云”鲁镇的母题，各式人物无不验证着国民性的历史存在。鲁镇的时空是可以被打通的。我们在书写各自的一隅时，和他便产生了直接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暂且称不上是“使命”的担当，只能说是一种自然的相干和联结。

庞 羽：乍一看，鲁迅先生外面是冷的，看上去比我们年轻人还要酷。但阅读多了，你会发现，鲁迅先生内心是火热的，比我们还要青春还要热爱这个世界。在我看来，鲁迅的文学精神，在于“在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之中，有着比世界上任何苦难都要强大的东西”。骄傲的人会惭愧，卑微的人也有其高贵。鲁迅知道生路艰难，但他向往火、渴望火，他用自己的文字作火，照亮来人的路。关于比世界上任何苦难都要强大的东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答案，但一切是多么古老，两片云都会有极其相似的瞬间。作为我们90后，我们与70后、80后确实不同，但我们也有一以贯之的共性。靠近火、传承火、成为火，这是最浅显的答案，也是最朴实的谜底。

李 唐：我觉得鲁迅精神对我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不盲从，敢于站在大众的反面来说问题。只讲“真”，很少诸如道德、情理上的负担。另外，我很喜欢鲁迅的语言，里面似乎有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和虚无主义，但也有强大的意志力，两者混合在一起，就像是铸剑里彼此扭斗的头颅，非常迷人。

江 汀：有一次，我在旅途上随身带了本鲁迅小说集。我随意地翻到了《孔乙己》和《药》，读完后不禁眼眶湿润。这本来是少年时期语文课本上的课文，十几年后重读，我明白自己在时间中理解了他。对时代的观看和认识，对世事流变中人物命运的理解与体认，使得鲁迅始终是读者的“同时代人”。当鲁迅作为一个观看者的时候，对于他者的理解和体恤、怜悯就显现了出来，这一点最为打动我。当鲁迅作为一个现代性的自我主体，进行自省的时候，他的斗争性就显现了出来；我宁愿理解这种斗争为“雅各与天使的搏斗”。

徐 威：试图简单地讨论鲁迅文学精神是困难的。至少，我不敢也无法在只言片语中对这一内涵极其丰富的命题进行讨论——它至少包括了战斗精神、民族气概、现实批判、立人追求、自掘己罪……而假如问从如今“90后”作家的创作与现状来看，应该如何对待鲁迅文学精神的话，我想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90后”作家的阅读视野（信息容量）与写作技能都并不会令人失望。换而言之，他们并不缺乏技术，他们不少人都把文章作得很漂亮。然而，在漂亮之下，我们有理由期待一种比“自我满足”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鲁迅的现实关怀与批判，比如鲁迅为唤醒麻木心灵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信念。第二，当然现在也有不少“90后”作家已经开始将笔墨与锋芒指向现实、指向恶。然而，愤怒是容易的，批判别人是容易的，承认自己同样是被批判者之一、同罪者之一、懦弱者之一、逃避者之一则是困难的。

于文舲：从切实的角度说，我认为鲁迅文学精神就是明确。在形式上，鲁迅的每一句话都是明确的，落笔就白纸黑字，从不故意制造含混，也不晦涩。而这背后，是作者本人认知的明确，面对混乱的社会，他是有“主心骨”的，因此无论鲁迅文学如何多义，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作品中有一个“核”，是坚定地立在那里的。特别对于“90后”来说，我认为我们现在过于强调文学的含混性，过于害怕“主题先行”，其实很多时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因为自己见识不够、思考力不足，就借此安慰自己。实际上，不管作品中是否写出来，作者心里至少要有明确的东西，否则叙事者立不起来，作品也没有筋骨。具体表现在作品中，“90后”的文学内容上往往左右逢源不敢下判断，形式上多用一些精美的隐喻或无关紧要的细节来填充，用散漫迷惑读者，其实都是自身虚空的表现，自己也无法说服自己。

郑在欢：孔子论诗提出“兴”“观”“群”

“怨”四个字，后来成为中国艺术欣赏的基础。鲁迅的大部分作品都契合这四字。“兴”，让人看了精神奋发，激励人心；“观”，体察社会，洞观现实；“群”，不能曲高和寡，要人们都能参与欣赏讨论；“怨”，“怨刺上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勇于批判，但要有理有据，可以让人心生愤懑，从而激起反思。孔子是在“仁”的前提下倡导这些，人们对鲁迅的印象普遍停留在最后一个字“怨”，感觉鲁迅是个愤青，什么都要批判，而且还没做到“怨刺上政”，只是喜欢批评嘲讽小人物。但是综合这四个字去看鲁迅的作品，他当得起“贤”“仁”二字，鲁迅一直在有意识地以文载道，心怀悲悯，对小人物批判的同时引起同情，激起反思。“怨刺上政”容易，毕竟你的交流对象读过书，大家在同一个语境里说话。激起群议却不易，在鲁迅的作品里，他始终一视同仁，也着实担得起国民作家这个重担。

梁 辰：如果以一种更时下、直观的观念去理解，我认为鲁迅是一名“反英雄（anti-hero）”创作者，与“英雄”相对应。他笔下的人物是悲观且矛盾的，他“解构”人物命运与传统价值观念，塑造出这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反英雄”人物。就算放在现在，也绝对是一种超前的理念。所以我觉得我心目中的“鲁迅精神”就是“反英雄主义精神”。而他塑造的这些“反英雄人物”或放荡不羁或与众不同。这一切，理应超出文学的范畴，成为这个时代的潮流。

程皎旸：个人觉得，他的精神可能是又真又狠，是一种哪怕你把我毙了我也得把大实话说出来的倔强。其实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是人之常情，作为文化人，就应该敢于表达，甚至是揭露、批评、反抗等，但今时今日，这种“真”与“敢”反倒成了一种稀罕的东西，一种需要被珍藏被讨论的精神……

唐诗人：鲁迅精神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其实就是反抗精神，是启蒙意义上的去除天真、反对愚昧，是一种伴随着知识增长而来的主体性觉醒。我个人而言，大学曾特意花了一个暑假去阅读鲁迅全集，把日记之外的小说散文杂文和译文都看了一遍。这种阅读肯定是轻浅的，但它塑成了我的基本性格，就是更加不听话了，读书看问题都会不自觉地带着批判性思维，包括日常生活，都有影响，可以说有好有坏。但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差不多已经把身上那种戾气压住了，更胡适化了。所以，我觉得鲁迅精神对于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而言，可能就是批判性思维表现。

林培源：我觉得鲁迅精神里最核心的一部分，是他对黑暗的鞭挞，就像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说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对于年轻作家而言，鲁迅是这样一位肩住了黑暗闸门的精神父亲。

崔 君：鲁迅先生对我写作的启示意义在于，他时刻是敏锐警觉的，是一个好的怀疑者，无论多么凄惨凌厉，都让人感觉有宽厚的东西存留。

青年作家们对鲁迅文学精神的思考颇具现代意味和启迪性，他们的写作亦在有意无意的合谋中保持着活性。他们兴许才刚刚厘清自己的思路，究竟要写什么，为了什么而写，旋即又遭遇了认同上的危机，始终摆脱不了失语的困扰。青年作家们将如何承担起宏大叙事的文学嘱托，如何在极具多元的原创性格局下抵达表达的有效性，包括如何从创作到理论地建构一套鲁迅式的适应中国本土文学经验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厘定中国当代文学的本质、剖析文学的观念，并对创作实践产生指导性的影响，我们期待从正在成型中的他们身上生长出绚烂的答案。

实践·理论·创造

鲁迅文学精神的鲜活价值总要通过思想范畴来加以显示，中国的思想界与文学界常常存在于相似的形态中，正如鲁迅传统对哲学、史学、美学的启发，我们也需要从理论和思想的层面来看待鲁迅文学精神，在文学的理论与批评中借助鲁迅的力量。鲁迅曾说，“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糊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鲁迅看批评，同样是其文学精神的重要存在，即使鲁迅不以学者自居，其治学和理论研究也先一代风气，理论著述与作品创作并行，文学、历史、金石、佛学等学科领域并蓄编纂、辑佚、校勘，《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及论文《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讲演整理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散见于杂文、书信中的若干文学史论断，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学术思想资源，这种承载着思想观念和文化立场的精彩理论范例，指向当下文学理论建构和青年批评著述的缺失。

近来，相当一部分青年评论家开始写起了小说、诗歌和散文，这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学现象，从中传递出青年写作已无法以单一的言说方式呈现内心深处复杂世界的困惑。他们似乎直觉性地把自己引向了鲁迅，试图使自身的创作与理论实践成为彼此的领跑者和助跑者。青年评论家从理论到创作，想看看文学评论的实效，即一己之批评观能否帮助一己之创作，以便从自身的实践中汲取理论的更新，对表达的差异性探索也唤起青年评论家们对同代人写作抱以新的理解和诠释。如何从创作回归理论？鲁迅研究文学的理论和方法不受某一专业、学科的统辖，其兴趣与知识结构所涉甚广，对文学的研究也是对文学本身的创作，文章之法、立意之本并举，理论性加持以文学性，既有充足的史料支撑，也就作品艺术特质作精确判断、对作家文化心态和时代精神作透彻分析。如此一来，自又多出一份缺失：当下青年评论家还不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完备的知识结构，对历史人生的深刻领悟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仍需持续地激活——这是单纯的文学史阅读和学科教育无法涵盖的向度。

鲁迅之后的中国文坛，对鲁迅先后进行过解构、颠覆、还原、误读与借代，染上不同色调的鲁迅变来变去，遗响却未曾断绝。一直以来，我们试图将鲁迅与中国当代作家建立比较研究的联系，通过多角度的比较研究使鲁迅精神不断得到当下的回应，鲁迅鲜活的价值不仅以内蕴的方式融入叙述语态，其表达智慧和渗透文化母体的精神结构成为当代作家创作的思想性源头。围绕鲁迅的复杂性与杰出性，后来者实际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了中国人的精神话题，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亚文化和后现代语境中，青年写作应当如何延续这一精神话题，如何确立中国人的生存意义，这里既有创作层面对人的本体价值的探寻，也在理论层面诉以形而上的渴望。青年作家们之所以弥漫着对生存意义的深切怀疑又无法抵达总体性的观照，也源于同代人内部的异质性尚未形成合力，鲁迅精神话题在他们那里略显抽象和空泛，“各花入个眼”成为一种带有缺失的现象之谜。

当代青年对鲁迅文学精神的思考有其深微曲折的新意，尽管存在似是而非的先定判断和先验概念，我们不能忽视青年眼中的鲁迅精神界定，任何时代都是根据自己时代的召唤把握和肯定鲁迅的一些方面，青年写作中对鲁迅文学精神的延续和缺失并不是文学史全面认识鲁迅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鲁迅文学精神的当代转化是必然，而青年写作中对其精神的缺失也存在必然性，就好比鲁迅追求个体自由，当代青年对自由也有着前所未有的笃定坚持，但与鲁迅追求民族解放下的个体自由无疑有所差别，鲁迅的与时俱进始终以民众为主体，而正是由于此，鲁迅应会允许当代青年的这种与时俱进，这又与民族的思想进程相统一。

不光是青年，人们总是易于对鲁迅作品中的显性部分达成一致，而对于那些相对隐含的部分，又需随着历史发展、社会生活体验的变化逐步感悟和深入认识，因而难以超越个人的局限而形成共识。加之鲁迅文学精神形成于整体的生命活动，与个人的内心体验血肉相连，青年们几无可能以文学的经典关系结构置换文化时间结构去接续一种整体的、动态的鲁迅文学精神，他们通常只能以与其相通的维度去努力实现包括自我在内的批判和反思，而若能以文学史意识突破古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的具体分割，不纠缠于理论研究的总结定性，面向当下和未来去抵达鲁迅文学精神所创造的现实性、问题性和既定性——如此展开的至少是青年写作与鲁迅文学精神的真诚、自由、纯粹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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